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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基金中转债仓位提升，机构投资者占比首次超过个人投资者截止2019/6/30可转债基金的规模为221.45亿元，相对一季度末有所下降，但可转债基金中的可转债持仓市值以及占比均有一定上升。近三年各类公募基金对可转债的投资比例均有一定程度增加，公募基金中持有可转债的主要仍然为二级债基；一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对可转债的投资比例提升较高，这可能也与新股申购需要股票底仓的要求有关，在不能直接投资股票或担心股票底仓会拖累组合的情况下，通过可转债打新或二级市场直接投资可转债以增厚收益。其中二季度中一级债基与二级债基的转债仓位有一定的上升。

最好的落实就是一抓到底，最大的公信就是说到做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重实效、出实招、办实事，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李司坤】英国《金融时报》23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中美拟于1月30-31日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磋商前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和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中方提议于本周举行预备性会谈，但这被美方以中国强制技术性转让和结构改革等问题缺乏进展为由，予以拒绝。此外，该报道还声称，美方希望王受文和廖岷能就北京打算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书面形式的概述。

中国央行之后曾间接承认，对机构而言，降准优于MLF，成本低，且长期性；这在后来也几乎成为市场共识。不管怎样，经济慢了，变革在提速——这大概是金融领域的一种自我应对与调整方式。数据“折射”出经济的真相。以往经验中，经济每次探底，政策“托底”都托住了也是事实。虽然有的政策是相机决策，是短期之策。

我现在不担心美国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华为在三至五年后是否还是先进公司，我有一定担忧。所以我们坚决依托全球化，并希望中国科学家像吉野彰先生一样，用38年时间孜孜不倦攻克一点，提供先进要素使得我们能够前进。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和严格的产权保护，吸引了全世界人才到美国去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是上百年、数十年来的积累，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积累，带来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美国说，再过几年会做出比我们更好的设备，这点我完全相信是可能的。我是担心我们公司渡过生存危机之后，所有人以为华为就能继续好下去，这不可能。因此，我坚决支持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不推动自我封闭。

二2019注定会成为一个历史拐点吗？囿于经济下行压力趋大、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等内外因素，年初以来的政策发力还在加码。而全球央行降息潮“裹挟”之下，受制于国内市场利率下降、降准金率调整空间不大等诸多客观条件，宽货币空间有限，中国央行迄今为止未“跟随”降息，但8月17日祭出了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新机制，包括前期8月5日的人民币汇率破七，这些政策或许都旨在为日后可能的小概率极端事件安置经济“缓冲器”，以期熨平风险洼地。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焦建国分析，直接的原因是，税务部门统征后，征缴规范会统一起来，征缴力度会更加严格。一方面，税务部门的职能决定了它在征管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更高一些，更容易辨别企业是否“做手脚”；另一方面，两本账变一本账，既征税，又征费，企业“做手脚”的可能性变小了。